在艺术内涵方面是‘礼（见黄永武《诗经中的水》，载台北《诗经研究论集》一书。

祖籍浙江余姚，青年时随父迁居山阴(越城)。来源：《中国哲学年鉴》2015年，第46-60页 进入专题： 阳明学 王阳明 晚明 。

这样的理解实际上是在为我们理解当今中国提供了一种特别的历史纵深感。因此，体无必用之于有，是对有之用的最大的开放，是对有的可能性的最大开启。从无中生有中所立的志，一定关乎个人的痛痒，须臾不能忘，这叫真切。这是理解阳明的第一个关键点。也就是说，我们是否能够把发生在明代后半期的以商品经济为主导因素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归之为资本主义性质，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同心一德，集谋并力的理想是在阶级逐渐扁平化的社会里，顺应民众力量的上升而提出的士庶平等的理想，基于这一理想所建设的新社会，正是庶民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与日益增多的社会各阶层人们卷入白银货币经济之中有着直接联系的，是一个专业商人阶层的兴起和发展壮大。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的才子性格，子夏在事功上无足称道。

顺阴阳明教化的技术特点与职能定位则显示这一司徒之官在更久远的根源上与巫史祝卜混搭交集。《论语·八佾》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不妨尝试拟构这一言说的语境，看看是在一种怎样的情景中孔子又是因为什么而对子夏有此一说。另一段则干脆没有反应，只是在子夏言终而出，子贡追问商之论如何时，才反问汝谓何也，让子贡谈看法。

不问于古法，不可顺以辞令，不可求以志善。《韩非子·显学》称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而子夏不与，但东汉时即有此一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

（参见高培华：‘君子儒与‘小人儒新诠，《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2卷第4期）《风俗通》说卜姓是氏于事者，巫卜陶匠是也。对照另一场对话可以佐证该判断：樊迟问稼问圃，孔子的反应开始也只是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的冷淡，可待樊迟退下，老先生就以小人哉樊迟也开头好一通数落，可谓失望之至。但是，由于没有进一步对相应之君子和小人内涵加以说明，因而还不足以颠覆旧说证成新说，揭示出子夏在夫子教诲下发生的变化以及变化后其所做工作的成就与意义。可见《易》的群经之首地位孔子时已有论定。

子贡认为子夏之学微则微矣，然则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淡淡回道：然，各其所能。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百工居其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君子与小人则被理解为蕴含褒贬的道德概念，分别述指明道与矜名、为己与为人、好义与好利等行为或价值取向诸相应内容。境界提升后，他与夫子间对话的主题和风格也随之一变。

《论语·子张》中的这些话可以排列成一个由矛盾到开悟再到发挥落实的序列：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因缘际会，子夏居河西教授，为魏文侯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开创西河学派，孔门天人之学赖是以传。

如五峰就坚持知《易》知《春秋》，然后知经纶之业（《知言·汉文》）。有论者由子夏思想更符合孔子原意而引发我们对道统的思考。（王红霞貌合神离——谈子夏与荀子的思想，《第二届河北儒学论坛论文集》）兹事体大，但却确实不失为理解子夏工作及意义的极好思路。但是，这一正脉其实也并没完全沉沦淹没。就君子儒理解言，今文经学内部也十分有趣：何休含糊其词曰君子儒将以明道，小人儒则矜其名，刘逢禄进而以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说之，到戴望这里，则邵公句被删而只保留刘氏语，似乎是想回到孟子的大人之事小人之事，是以天人之学心性之学说大说小。《要篇》中孔子说吾与巫史同途而殊归者也，同途是对这一关系的承认，殊归则是对儒与其分道扬镳的超越之强调。

进入 陈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君子儒 孔子 子夏 。如果说《易》与《春秋》是孔子晚年的最高寄托，那么子夏则是其寄望最高的衣钵传人，不管从学术授受还是文化影响来说，都是如此。

如果这可以说是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宏观背景，那么颜回死后斯文谁付的焦虑，子夏天资聪颖而又以小道为可观就是该言说的微观语境了。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皮锡瑞：《经学历史》）孔门四科十哲，文学就是文献，就是斯文，子夏名副其实当之无愧。但是，从社会存在的角度说，以道得民以成德为务的君子儒（梁启超认为君子有少主人之义，从《易传·大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看颇有根据），与以求雨或治丧相礼为业（这必然意味着儒与巫史祝卜在业态上的交叉并行）的小人儒并行不悖必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事实。

从韩愈升格孟子的道统论开始，心性论在因应佛老挑战中应运而生，朱子以理代天的伪学官学化后，歧出之思孟学派取代传经的西河学派成为儒门学统正宗，五经的天人之学也被四书的心性之学覆盖，《易》被朱子还原为卜筮，《春秋》的微言大义则被还原为史。 君子儒的概念是孔子提出来的。是的，孔子老而好易，但其所看重的是德义，对巫史之筮与数不达于德持否定态度，而子夏说的那一套近似《归藏》版的八卦象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程树德认为诸说过贬子夏，方法则是将这里的儒由学者（个体之人）转换为职业（教民者之称）。（《汉书·艺文志》）将儒家思想与司徒之官勾连，只是一个角度的观察。

牟宗三以五峰为正宗、以朱子为歧出则可说是其当代回应，作为其判教标准的所谓纵贯系统横摄系统的后面，实际乃是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的区分与拿捏。有次被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的回答伤感而落寞，颜回死后未闻好学者也。

其实，《礼记·孔子闲居》里关于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的讨论才可说是子夏对孔子君子儒期待的郑重回应。在这个如何做一个好的统治者的话题上，师徒二人一问一答，引经据典，层层递进，而君子与儒的内涵也得到揭示——君子儒意味着一种事业和使命，意味着对君子之道的承担，禹、汤、文王为其典范，参乎天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则为其内容。

子夏名卜商，应该是晋国卜偃之后。显然，孔子作为老师对子夏的家学虽予包容，但作为儒门宗师对子贡批评本身却是赞同的，心情可谓复杂。（胡宏：《知言·汉文》）但是，春秋战国显然不是属于儒者的时代，加上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六艺诸儒学者皆不传，无从考其家法。

而子夏孺子可教，西河学派口传心授至董仲舒而终于大放光辉。董仲舒与汉武帝携手完成的这一合作中，所谓王道从《春秋繁露》看就是《易传》的天道信仰和春秋公羊学的政治理念。

聆听至此，子夏蹶然而起，负墙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奉天而理物者，儒者之大业也。年少好学而又极富天赋的子夏的出现无疑让已过耳顺之年的老人家眼睛一亮，可子夏却又是带艺投师。

历代注家都认为这是夫子对子夏的批评。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洪迈：《容斋随笔·续笔》）。